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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由于一些行政纠纷因立案难而无法进入诉讼过程，中央对于推进立案登记制十分积极，这大大增加了地方法院特别是基层法院的案件量，而且行政诉讼案件尤其呈现骤增趋势。

二、监察法草案起草过程、指导思想和基本思路 按照党中央部署要求，监察法立法工作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牵头抓总，在最初研究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方案的时候即着手考虑将行政监察法修改为国家监察法问题。一是规定监察机关在调查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时，可以采取谈话、讯问、询问、查询、冻结、搜查、调取、查封、扣押、勘验检查、鉴定等措施（草案第十九条至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至第二十七条）。

党中央对国家监察立法工作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和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六次、七次全会上均对此提出明确要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或者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就监察工作中的有关问题提出询问或者质询（草案第五十三条）。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之前，党内监督已经实现全覆盖，而依照行政监察法的规定，行政监察对象主要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还没有做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全覆盖。对于有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不起诉的情形的，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批准，依法作出不起诉的决定（草案第四十七条第二款、第三款）。（二）制定监察法是坚持和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领导，构建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国家监察体系的必然要求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

四是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草案规定了对打听案情、过问案件、说情干预的报告和登记备案，监察人员的回避，脱密期管理和对监察人员辞职、退休后从业限制等制度。形式上看，全国人大前后推出的9个刑法修正案的时间均未超越宪法文本规定，即都是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通过，但是，由于其不是基于情势上的紧急和时间上的不得已作出的修改，实则是对于宪法限权、制衡精神的误读与背离。

[54]刑法涉及人的生命、自由与财产基本权利，在刑法修正案时应考虑刑法合宪性问题，为刑法修正权限提供一个审视的视角，是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根本保证与基本标尺。[32] 江必新：《严格依法办事：经由形式正义的实质法治观》，《法学研究》2013年第6期。[42] [德]拉德布鲁赫著：《法哲学》，王朴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32页。宪法不仅是一部普通的权利文件，而且是一部保护所有人权利的基本文件，是每一个理性人都能同意接受的社会契约。

[③] 韩大元等：《行宪以法，驭法以宪：再谈宪法与部门法的关系》，《中国法律评论》2016年第2期，第13页。（一）一揽子解决：全国人大行使刑法修正权 宪法之所以将全国人大独享的基本法律修正权有条件地授予全国人大常委会，端在于人大会议制度、议事效率等原因。

[⑥] 参见张千帆著：《宪法学导论》（第2版）， 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28页。当行为者成为解释者时，它几乎可以成为真理的化身。上述这些原则、权利与权限，在刑法立法与刑事司法中，必须受到宪法的规制。[47] 本文设定的三分之一，仅仅是对宪法第67条第（三）项规定的部分补充和修改之部分的一个具体化假定。

相比较而言，《婚姻法》的修改范围更广，该法原有37个条文，共计修改了39个条文，占原有条文的106%。被监督者同时也是监督者，这一悖论使监督成为理论上的泡影。（二）合宪性行使：扎牢刑法修正权的界碑 拉德布鲁赫曾指出，在协调法的正义性与安定性问题上，一般说来，法的安定性优先于正义伸张，除非实证法与正义之间的矛盾达到了一个如此令人难以忍受的程度，作为‘不正当的法律则必须向正义让步。国家自诞生之日起，即通过刑罚权的运用，以维持统治秩序及基本的社会稳定。

立法者根据社会治理需要的变化、社会治理体系的调整，不断前置刑法干预起点、降低犯罪构成门槛、增加新罪名、扩大犯罪圈，并在此基础上适度调整刑罚结构、完善刑罚制度，渐进地推动刑法结构的转型，[29]是必要的。全国人大立法权是中国最高立法权，在我国国家立法权体系中居于第一层次。

第一，刑法宪法化模式。[42]尽管不能够否认我国现行宪法还存在某些不足，但如果将这部宪法视为极端不正义的法，则是有失偏颇的。

但由于后来整个人大陷于瘫痪，这种立法授权没有对大会最高地位产生大的影响。全国人大常委会还对法律序言部分的第一、三、五自然段的有关内容进行了修改。但是人数多了，又不便于进行经常的工作。人大代表缺乏立法助理或立法调查手段，以及政府信息披露的有限、政府人员专业知识的相对优势，使得人大审议立法停留于技术化、形式化层面。[⑧] 姜涛：《谁之修正——对我国刑法修正案制定权的反思与重构》，《中国刑事法杂志》2011年第5期，第6页。这种制度设计在解释者与行为者分离时运行得相对有效，但如果解释者与行为者是同一主体时，解释权便变得尴尬起来。

[12]毋宁说，这是一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策略性安排。第38条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原则。

参见廖宗荣诉重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第二支队道路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7 年第1期。[45] 李怀胜：《刑事立法的国家立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18页。

但可以肯定的是，任何部门法理论都没有像刑法理论这样强调法律的明确性，禁止绝对不定（期）刑、犯罪构成的明确性即为其必备要素。[50]在我国目前的法律位阶体系中，不论是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还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非基本法律，都统属于法律这一位阶，法律效力层级同一，两者没有上下位法之别。

展言之，刑法宪法权利与刑法立法合宪性，分属两个上下游面相，刑法宪法权利是源，刑法立法合宪性是流。[49]此番设计可谓用心良苦。【内容摘要】刑法涉及人的生命、自由与财产基本权利，在刑法修正案时应考虑刑法合宪性问题，为刑法修正权限提供一个合宪性审视视角。这需要从国家立宪史中寻求本土法意。

实质的侧面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刑法法规的明确性原则。[19] 蔡枢衡著：《中国法理自觉的发展》，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2.制定、修改与补充的厘定 厘定制定、修改和补充三者微观的含义，对其概念重新诠释，确定各自的权限划分。同时，也不为司法实践所支持。

刑法立法合宪性需要受到刑法宪法权利的检验。[36]相应的，还有学者从更为宏阔层面主张废止宪法第67条第3项，并由全国人大统一行使基本法律修改权，并建议全国人大每次会议延长两天专门用于讨论、决定立法议题。

[52] 徐向华、林彦：《立法法修正案评析》，《交大法学》2015年第4期，第65页。刑法以剥夺公民自由为主要制裁手段，不良的刑法无疑是对公民自由的最大威胁，因此，孟德斯鸠得出了公民的自由主要依靠良好的刑法的结论。如果这一前提条件不具备，则应该从暂时分权与规范权力层面再设计，将刑法等基本法律修改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如果引致这一权力配置的条件没有发生改变，即全国人大本身在代表构成、代表数量、会期、职能等方面没有实质性调整，[39]目前单纯强调回收国家立法权，显然并非周全之良策。

如果仅从单次数据看，显然属于宪法规定的部分修改与补充，如前五次刑法修正案修改条款比例均低于2%，罪名修改数量也不多基本法律规范虽然并非法律的基本原则，但是从其地位出发，有必要纳入宪法视野中的法律的基本原则中。

即使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刑法中已经存在的罪名，也应该慎重对待，不能频繁进行，否则，赋予其修改和补充基本法律的权力而不对其修改内容进行限制，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部分修改权侵蚀全国人大的制定权就成为必然。[⑤]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个人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后两项内容都是为此服务的。

让权力行使具有可操作性，更为关键的是便于体系内外的权力监督。[32]必须回到宪法文本，以立宪主义精神为统领，对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权力予以规制，将之纳入合宪性审视，以规范其僭越之权力，达致一种经由形式正义的实质法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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